第18章 第2页
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
去年七月在中国的长春见到林恪时，他希望我下次去欧洲时顺道访问荷兰，我们约定了今年九月的这个行程。
我向林恪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
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
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今年四月，De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
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
”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
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
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
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
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一直是Actes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也一直是兰登书屋，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超过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
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
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〇〇二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她帮助我在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几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去世了。
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二〇一〇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我的编辑埃莲娜，晚饭时我把一九九五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
那一刻我确定了SeixBarral是我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
下面我要说说和读者的交流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提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外国会遇到，在中国也会遇到。
然后一个误解产生了，认为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提问，而在国内不会遇到。
其实国内读者提问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不比国外读者少。
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到了数学，三加一等于四；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到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到了物理。
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
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
去年七月在中国的长春见到林恪时，他希望我下次去欧洲时顺道访问荷兰，我们约定了今年九月的这个行程。
我向林恪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
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
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今年四月，De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
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
”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
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
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
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
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一直是Actes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也一直是兰登书屋，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超过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
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
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〇〇二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她帮助我在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几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去世了。
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二〇一〇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我的编辑埃莲娜，晚饭时我把一九九五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
那一刻我确定了SeixBarral是我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
下面我要说说和读者的交流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提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外国会遇到，在中国也会遇到。
然后一个误解产生了，认为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提问，而在国内不会遇到。
其实国内读者提问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不比国外读者少。
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到了数学，三加一等于四；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到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到了物理。
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
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