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在纽约过了感恩节，朋友带我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的名牌店转转，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
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
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
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
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
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芦安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
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
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
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
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芦安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
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
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
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不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有四十九种语言和五十一个国家。
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语，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葡萄牙语有巴西和葡萄牙，阿拉伯语分别在埃及、科威特和沙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土耳其出版了两种语言，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印度出版了三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和印地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
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
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早翻译出版我小说的有三个国家，都是在一九九四年，法国、荷兰和希腊。
二十三年过去后，法国出版了十一本书，荷兰出版了四本书，希腊仍然只有一本书。
一九九四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国际文学节时，顺便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
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
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
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汉学教授何碧玉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
此后Actes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Geus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
有趣的是，二十三年来我和De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
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
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
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
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
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
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芦安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
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
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
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
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芦安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
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
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
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不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有四十九种语言和五十一个国家。
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语，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葡萄牙语有巴西和葡萄牙，阿拉伯语分别在埃及、科威特和沙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土耳其出版了两种语言，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印度出版了三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和印地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
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
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早翻译出版我小说的有三个国家，都是在一九九四年，法国、荷兰和希腊。
二十三年过去后，法国出版了十一本书，荷兰出版了四本书，希腊仍然只有一本书。
一九九四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国际文学节时，顺便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
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
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
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汉学教授何碧玉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
此后Actes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Geus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
有趣的是，二十三年来我和De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
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