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2页
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热闹的飞行，这群英格兰球迷把空中的飞机当成了地上的酒吧。
机组人员出来制止，他们才想起自己正在万米高空，一个个回到座位上，面带好学生的笑容，安静地坐在了那里。
后来机长没有再报告比赛进程。
我觉得应该是在降落伦敦的时候，英格兰输掉了比赛。
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机长报告了比赛结果，那么我们的飞机在降落时有可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英格兰球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足球流氓”，有关他们纵火斗殴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而我印象中的英格兰球迷却是十分可爱。
为何要将英格兰球迷首选为“世界足球流氓”？这可能是媒体的作用。
在热爱足球的国家里，都有纵火斗殴的球迷。
问题是世界媒体已经习惯在英格兰球迷身上找茬，从而让其他国家的“足球流氓”常常逍遥舆论之法外。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 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南非笔记 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三十二个国家的球员在此上演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战术和技巧，胜利和失败；三十二个国家的球迷在此上演他们的脂肪和啤酒，狂热和汗水，欢乐和伤心。
在这个为期一月的世界剧场里，踢球的和看球的，不分演员和观众，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明星。
想想那些蜂拥而至的球迷，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囊中羞涩；有疯狂的，有害羞的；有争吵打架的，有谈情说爱的；有男女老少，有美丑俊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演出，剧院的、街头的、屋里的、床上的、政府里的、议会里的、飞机上的、轮船里的、火车和汽车里、战争与和平里、政治和经济里……都会改头换面集中到这个世界剧场上。
可是随着赛事的推进，球迷就会逐渐离去，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五彩缤纷的球迷逐渐趋向单一。
这就是我为什么欣然挑选中间十天的理由，我可以感受到大规模的球迷的喜怒哀乐。
在小组赛结束和十六强赛开始之时，想想约翰内斯堡或者开普敦的机场吧，伤心的球迷成群结队地进去，欢乐的球迷源源不断地出来。
我经历如此漫长的旅途，来到六月的南非，我想看到的不只是激进或者保守的比赛，我还想看到三十二面国旗如何在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脸上波动，看到不同风格的奇装异服……我还想听听不同语言的脏话，有可能还会学到一些。
人就是这么奇怪，冠冕堂皇的语言学起来累死，可是脏话一学就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今天我第一次在南非的土地上醒来，昨天是在南非的天空里醒来。
前天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机长已经广播告诉我们，阿根廷四比一战胜韩国。
到达法兰克福后，我给人短信，询问马拉多纳身穿什么服装出现在赛场，回答还是那套西装。
看来马拉多纳西装革履的模样会持续到离开南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六天前在电视里看到马拉多纳西装革履出现在赛场时，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家伙留起胡子后总让我联想起宁波街头的犀利哥，当然是吃了过多烤肉的阿根廷犀利哥。
我希望阿根廷进入决赛，因为我想看到马拉多纳向着草地俯冲的情景，尤其是身穿名贵西服的俯冲情景。
贝利和贝肯鲍尔是不会做出这种有失身份的动作，这家伙一切皆有可能。
普拉蒂尼说马拉多纳是好球员不是好教练。
马拉多纳是阿根廷球员的偶像，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人们的恭维里，却很少恭维别人，除非是格瓦拉或卡斯特罗。
现在他使劲恭维自己的球员，让他们心花怒放地去踢球。
若能踢到第七场，他会把多年享受到的恭维全部奉献给球员。
其他教练没有这个优势。
贝利说马拉多纳执教阿根廷只是为了挣点钱过日子。
马拉多纳以前说过贝利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
我上个月在马德里街头时，看到这两人在一幅巨大广告上亲热地玩桌式足球赛，旁边站着小字辈的齐达内。
好像是路易·威登的广告。
这两代球王分开挣钱时互相嘲讽，一起挣钱时看上去亲密无间。
在法兰克福登机前，看了法国队输给墨西哥队的比赛。
昨天驱车前往太阳城时，在中途一个加油站看到德国队输了，晚上英格兰队迎来了第二场平局。
非洲大陆正在持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他们自己的球队同样表现欠缺。
这里一天温差很大。
我穿上带来的棉衣去太阳城，阿来没有带棉衣，倒是戴上一顶去年在瑞士登雪山时买的棉帽。
我问他不冷吗，他指指自己头上的棉帽说不冷。
中午在阳光下很热，我脱去棉衣，他反而戴上了棉帽，起到遮阳作用。
这家伙也有些诡异，与非洲大陆的诡异十分和谐。
晚上，一条惊人的新闻迎接我：朝鲜队有四名球员逃跑。
对此，朝鲜队姗姗来迟的回答倒是胸有成竹：让记者们在比赛时自己去清点人数。
西方媒体经常无中生有和捕风捉影，这一点我早已了解，可是我仍然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一个朝鲜国民，我会逃跑吗？我无法确定。
我能够确定的是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祖国，不是去热爱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南非我感受到什么叫广袤的大地，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而是不断起伏的扩展。
葵林、仙人掌、灌木和树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视野里，有时它们又是孤独地形影相吊。
金矿和煤矿相隔不远，焚烧野草的黑烟与火力发电的白烟在远处同时飘升……在变化多端的大地上，我感到最迷人的是向前延伸的道路，神秘又悲壮。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两天长途跋涉。
前天离开约翰内斯堡，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奔波，来到了克鲁格国家野生动物园。
其间绕道去参观两个景点，一个名叫“上帝的窗户”，在悬崖上俯视一千米以下的宽广森林，有三个窗户（看台）隐藏
机组人员出来制止，他们才想起自己正在万米高空，一个个回到座位上，面带好学生的笑容，安静地坐在了那里。
后来机长没有再报告比赛进程。
我觉得应该是在降落伦敦的时候，英格兰输掉了比赛。
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机长报告了比赛结果，那么我们的飞机在降落时有可能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英格兰球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足球流氓”，有关他们纵火斗殴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而我印象中的英格兰球迷却是十分可爱。
为何要将英格兰球迷首选为“世界足球流氓”？这可能是媒体的作用。
在热爱足球的国家里，都有纵火斗殴的球迷。
问题是世界媒体已经习惯在英格兰球迷身上找茬，从而让其他国家的“足球流氓”常常逍遥舆论之法外。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 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南非笔记 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三十二个国家的球员在此上演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战术和技巧，胜利和失败；三十二个国家的球迷在此上演他们的脂肪和啤酒，狂热和汗水，欢乐和伤心。
在这个为期一月的世界剧场里，踢球的和看球的，不分演员和观众，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明星。
想想那些蜂拥而至的球迷，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囊中羞涩；有疯狂的，有害羞的；有争吵打架的，有谈情说爱的；有男女老少，有美丑俊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演出，剧院的、街头的、屋里的、床上的、政府里的、议会里的、飞机上的、轮船里的、火车和汽车里、战争与和平里、政治和经济里……都会改头换面集中到这个世界剧场上。
可是随着赛事的推进，球迷就会逐渐离去，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五彩缤纷的球迷逐渐趋向单一。
这就是我为什么欣然挑选中间十天的理由，我可以感受到大规模的球迷的喜怒哀乐。
在小组赛结束和十六强赛开始之时，想想约翰内斯堡或者开普敦的机场吧，伤心的球迷成群结队地进去，欢乐的球迷源源不断地出来。
我经历如此漫长的旅途，来到六月的南非，我想看到的不只是激进或者保守的比赛，我还想看到三十二面国旗如何在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脸上波动，看到不同风格的奇装异服……我还想听听不同语言的脏话，有可能还会学到一些。
人就是这么奇怪，冠冕堂皇的语言学起来累死，可是脏话一学就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今天我第一次在南非的土地上醒来，昨天是在南非的天空里醒来。
前天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机长已经广播告诉我们，阿根廷四比一战胜韩国。
到达法兰克福后，我给人短信，询问马拉多纳身穿什么服装出现在赛场，回答还是那套西装。
看来马拉多纳西装革履的模样会持续到离开南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六天前在电视里看到马拉多纳西装革履出现在赛场时，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家伙留起胡子后总让我联想起宁波街头的犀利哥，当然是吃了过多烤肉的阿根廷犀利哥。
我希望阿根廷进入决赛，因为我想看到马拉多纳向着草地俯冲的情景，尤其是身穿名贵西服的俯冲情景。
贝利和贝肯鲍尔是不会做出这种有失身份的动作，这家伙一切皆有可能。
普拉蒂尼说马拉多纳是好球员不是好教练。
马拉多纳是阿根廷球员的偶像，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人们的恭维里，却很少恭维别人，除非是格瓦拉或卡斯特罗。
现在他使劲恭维自己的球员，让他们心花怒放地去踢球。
若能踢到第七场，他会把多年享受到的恭维全部奉献给球员。
其他教练没有这个优势。
贝利说马拉多纳执教阿根廷只是为了挣点钱过日子。
马拉多纳以前说过贝利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
我上个月在马德里街头时，看到这两人在一幅巨大广告上亲热地玩桌式足球赛，旁边站着小字辈的齐达内。
好像是路易·威登的广告。
这两代球王分开挣钱时互相嘲讽，一起挣钱时看上去亲密无间。
在法兰克福登机前，看了法国队输给墨西哥队的比赛。
昨天驱车前往太阳城时，在中途一个加油站看到德国队输了，晚上英格兰队迎来了第二场平局。
非洲大陆正在持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他们自己的球队同样表现欠缺。
这里一天温差很大。
我穿上带来的棉衣去太阳城，阿来没有带棉衣，倒是戴上一顶去年在瑞士登雪山时买的棉帽。
我问他不冷吗，他指指自己头上的棉帽说不冷。
中午在阳光下很热，我脱去棉衣，他反而戴上了棉帽，起到遮阳作用。
这家伙也有些诡异，与非洲大陆的诡异十分和谐。
晚上，一条惊人的新闻迎接我：朝鲜队有四名球员逃跑。
对此，朝鲜队姗姗来迟的回答倒是胸有成竹：让记者们在比赛时自己去清点人数。
西方媒体经常无中生有和捕风捉影，这一点我早已了解，可是我仍然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一个朝鲜国民，我会逃跑吗？我无法确定。
我能够确定的是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祖国，不是去热爱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南非我感受到什么叫广袤的大地，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而是不断起伏的扩展。
葵林、仙人掌、灌木和树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视野里，有时它们又是孤独地形影相吊。
金矿和煤矿相隔不远，焚烧野草的黑烟与火力发电的白烟在远处同时飘升……在变化多端的大地上，我感到最迷人的是向前延伸的道路，神秘又悲壮。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两天长途跋涉。
前天离开约翰内斯堡，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奔波，来到了克鲁格国家野生动物园。
其间绕道去参观两个景点，一个名叫“上帝的窗户”，在悬崖上俯视一千米以下的宽广森林，有三个窗户（看台）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