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于是，五十一也短暂地成为过一个流行语，如果有人说：“我今天五十一了。
”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倒霉了。
” 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来到了一个书籍泛滥过剩的年代。
今天的中国每年都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
过去，书店里是无书可卖；现在，书店里书籍太多之后，我们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
随着网络书店销售折扣图书之后，传统的地面书店也是纷纷打折促销。
超市里在出售图书，街边的报刊亭也在出售图书，还有路边的流动摊贩们叫卖价格更为低廉的盗版图书。
过去只有中文的盗版图书，现在数量可观的英文盗版图书也开始现身于我们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举办的地坛公园书市，像庙会一样热闹。
在一个图书的市场里，混杂着古籍鉴赏、民俗展示、摄影展览、免费电影、文艺演出，还有时装表演、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趁机推出他们的理财产品；高音喇叭发出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且音乐随时会中断，开始广播找人。
在人来人往拥挤不堪的空间里，一些作家学者置身其中签名售书，还有一些江湖郎中给人把脉治病，像是签名售书那样开出一张张药方。
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干过签名售书的差事，嘈杂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置身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里。
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堆满了种类繁多的书籍，售书者手举扩音器大声叫卖他们的图书，如同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一样。
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
价值几百元的书籍被捆绑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价格销售。
推销者叫叫嚷嚷，这边“二十元一捆图书”的叫卖声刚落，那边更具价格优势的“十元一捆”喊声已起： “跳楼价！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 叫卖者还会发出声声感叹：“哪是在卖书啊？这他妈的简直是在卖废纸。
” 然后叫卖声出现了变奏：“快来买呀！买废纸的钱可以买一捆经典名著！” 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端。
从三百多人在小镇书店门前排队领取书票，到地坛公园书市里叫卖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三十年仿佛只是一夜之隔。
此时此刻，当我回首往事去追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之旅，我的选择会从一九七七年那个书店门前的早晨开始，当然不会在今天的地坛公园书市的叫卖声里结束。
虽然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我两手空空，可是几个月以后，崭新的文学书籍一本本来到了我的书架上，我的阅读不再是“文革”时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阅读开始丰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长流不息那样持续不断了。
曾经有人问我：“三十年的阅读给了你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同面对宽广的大海，我感到自己无言以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
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 我想起了二〇〇六年九月里的一个早晨，我和妻子走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时，突然发现了海涅故居，此前我并不知道海涅故居在那里。
在临街的联排楼房里，海涅的故居是黑色的，而它左右的房屋都是红色的，海涅的故居比起它身旁已经古老的房屋显得更加古老。
仿佛是一张陈旧的照片，中间站立的是过去时代里的祖父，两旁站立着过去时代里的父辈们。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四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个杜塞尔多夫的早晨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医院里度过的难忘时光。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过去居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
这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城镇的职工大多是居住在单位里。
我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童年时游手好闲，独自一人在医院的病区里到处游荡。
我时常走进医护室，拿几个酒精棉球擦着自己的双手，在病区走廊上溜达，看看几个已经熟悉的老病人，再去打听一下新来病人的情况。
那时候我不是经常洗澡，可是我的双手每天都会用酒精棉球擦上十多次，我曾经拥有过一双世界上最为清洁的手。
与此同时，我每天呼吸着医院里的来苏儿气味。
我小学时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种气味，我却十分喜欢，我当时有一个理论，既然来苏儿是用来消毒的，那么它的气味就会给我的两叶肺消毒。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气味不错，因为这是我成长的气味。
我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只是一间平房，我和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面玩耍，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散发着肥皂气息的潮湿床单拍打在我们脸上。
这是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不过这个记忆里还有着斑斑血迹。
我经常看到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口罩上和手术服上满是血迹地走出来。
离手
”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倒霉了。
” 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来到了一个书籍泛滥过剩的年代。
今天的中国每年都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
过去，书店里是无书可卖；现在，书店里书籍太多之后，我们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
随着网络书店销售折扣图书之后，传统的地面书店也是纷纷打折促销。
超市里在出售图书，街边的报刊亭也在出售图书，还有路边的流动摊贩们叫卖价格更为低廉的盗版图书。
过去只有中文的盗版图书，现在数量可观的英文盗版图书也开始现身于我们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举办的地坛公园书市，像庙会一样热闹。
在一个图书的市场里，混杂着古籍鉴赏、民俗展示、摄影展览、免费电影、文艺演出，还有时装表演、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趁机推出他们的理财产品；高音喇叭发出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且音乐随时会中断，开始广播找人。
在人来人往拥挤不堪的空间里，一些作家学者置身其中签名售书，还有一些江湖郎中给人把脉治病，像是签名售书那样开出一张张药方。
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干过签名售书的差事，嘈杂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置身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里。
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堆满了种类繁多的书籍，售书者手举扩音器大声叫卖他们的图书，如同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一样。
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
价值几百元的书籍被捆绑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价格销售。
推销者叫叫嚷嚷，这边“二十元一捆图书”的叫卖声刚落，那边更具价格优势的“十元一捆”喊声已起： “跳楼价！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 叫卖者还会发出声声感叹：“哪是在卖书啊？这他妈的简直是在卖废纸。
” 然后叫卖声出现了变奏：“快来买呀！买废纸的钱可以买一捆经典名著！” 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端。
从三百多人在小镇书店门前排队领取书票，到地坛公园书市里叫卖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三十年仿佛只是一夜之隔。
此时此刻，当我回首往事去追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之旅，我的选择会从一九七七年那个书店门前的早晨开始，当然不会在今天的地坛公园书市的叫卖声里结束。
虽然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我两手空空，可是几个月以后，崭新的文学书籍一本本来到了我的书架上，我的阅读不再是“文革”时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阅读开始丰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长流不息那样持续不断了。
曾经有人问我：“三十年的阅读给了你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同面对宽广的大海，我感到自己无言以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
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 我想起了二〇〇六年九月里的一个早晨，我和妻子走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时，突然发现了海涅故居，此前我并不知道海涅故居在那里。
在临街的联排楼房里，海涅的故居是黑色的，而它左右的房屋都是红色的，海涅的故居比起它身旁已经古老的房屋显得更加古老。
仿佛是一张陈旧的照片，中间站立的是过去时代里的祖父，两旁站立着过去时代里的父辈们。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四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个杜塞尔多夫的早晨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医院里度过的难忘时光。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过去居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
这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城镇的职工大多是居住在单位里。
我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童年时游手好闲，独自一人在医院的病区里到处游荡。
我时常走进医护室，拿几个酒精棉球擦着自己的双手，在病区走廊上溜达，看看几个已经熟悉的老病人，再去打听一下新来病人的情况。
那时候我不是经常洗澡，可是我的双手每天都会用酒精棉球擦上十多次，我曾经拥有过一双世界上最为清洁的手。
与此同时，我每天呼吸着医院里的来苏儿气味。
我小学时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种气味，我却十分喜欢，我当时有一个理论，既然来苏儿是用来消毒的，那么它的气味就会给我的两叶肺消毒。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气味不错，因为这是我成长的气味。
我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只是一间平房，我和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面玩耍，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散发着肥皂气息的潮湿床单拍打在我们脸上。
这是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不过这个记忆里还有着斑斑血迹。
我经常看到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口罩上和手术服上满是血迹地走出来。
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