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将胸口衣服里面的手抄本取出来，给他看一眼后立刻放了回去，愤怒地说：
“老子看不懂你写的字。
”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
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
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 “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茶花女》。
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
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
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第三个版本从街头阅读说起。
我说的是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
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越来越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我没有读过“文革”早期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七岁左右，所认识的汉字只能让我吃力地读完大字报的标题。
我当时的兴趣是在街头激烈的武斗上面，我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小镇上的成年人相互斗殴，他们手挥棍棒，嘴里喊叫着“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这让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何还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时十分胆小，每次都是站在远处观战，斗殴的人群冲杀过来时，我立刻撒腿就跑，距离保持在子弹射程之外。
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胆量过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处观赏武斗，而且双手叉腰，一副休闲的模样。
我们当时每天混迹街头，看着街上时常上演的武斗情景，就像在电影院里看黑白电影一样。
我们这些孩子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禅，把上街玩耍说成“看电影”。
几年以后，电影院里出现了彩色的宽银幕电影，我们上街的口头禅也随之修改。
如果有一个孩子问：“去哪里？”正要上街的孩子就会回答：“去看宽银幕电影。
” 我迷恋上大字报阅读时已是一名初中学生。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进入了后期，沉闷窒息的社会替代了血腥武斗的社会。
虽然小镇的街道一成不变，可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
我们也从看“黑白电影”变成了看“宽银幕电影”。
对于我们这些街头孩子来说，“宽银幕电影”远远没有早期的“黑白电影”好看。
“文革”早期，我们小镇的街道喧嚣热闹，好比是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到了“文革”后期，街道安静沉寂，好比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电影。
我们从街头儿童变成了街头少年，我们的生活也从动作电影进入到了艺术电影。
艺术电影里长时间静止的画面和缓慢推进的长镜头，仿佛就是我们在“文革”后期的生活节奏。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磨损后泛白的黄球鞋，斜挎破旧的书包，沿着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无所事事地走来。
我就是在这个陈旧褪色的镜头里获得了阅读大字报的乐趣。
就像观赏艺术电影需要审美的耐心一样，“文革”后期的生活需要仔细品尝，才会发现某个平淡的事物后面，其实隐藏着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人们对大字报已经麻木不仁，尽管还有新的大字报不断贴到墙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驻足阅读。
这时的大字报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正在成为墙壁的内容。
人们习惯于视而不见地从它们身旁走过，我也是这视而不见的人群中的一员。
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张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然后继《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之后，我又一个阅读的新大陆被发现了。
我记得是一种拙笨的笔法，画了一张床，床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涂上了花花绿绿的颜色。
这幅奇特的漫画让我怦然心动，当时我见惯了宣传画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众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画面上的男女之间出现一张床，是我前所未见的。
这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现在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大字报上面，还有同样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义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读起了这张大字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大字报。
在密集出现的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似的革命语言之间，我读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讲述了我们小镇上一对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
虽然没有读到直接的性描写语句，可是性联想在我脑海里如同一叶方舟开始乘风破浪了。
这对偷情男女的真实姓名就书写在花花绿绿的漫画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梗概告诉几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听得眼睛发直。
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分头去打听这对偷情男女的住处和工作单位。
几天以后，我们成功地将人和姓名对号入座。
男的就住在我们小镇西边的一个小巷里，我们几个同学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多时，才见到他下班回家。
这个被人捉奸在床的男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家中。
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百货商店工作。
仍然是我们这几个同学
”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
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
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 “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茶花女》。
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
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
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第三个版本从街头阅读说起。
我说的是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
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越来越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我没有读过“文革”早期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七岁左右，所认识的汉字只能让我吃力地读完大字报的标题。
我当时的兴趣是在街头激烈的武斗上面，我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小镇上的成年人相互斗殴，他们手挥棍棒，嘴里喊叫着“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这让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何还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时十分胆小，每次都是站在远处观战，斗殴的人群冲杀过来时，我立刻撒腿就跑，距离保持在子弹射程之外。
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胆量过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处观赏武斗，而且双手叉腰，一副休闲的模样。
我们当时每天混迹街头，看着街上时常上演的武斗情景，就像在电影院里看黑白电影一样。
我们这些孩子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禅，把上街玩耍说成“看电影”。
几年以后，电影院里出现了彩色的宽银幕电影，我们上街的口头禅也随之修改。
如果有一个孩子问：“去哪里？”正要上街的孩子就会回答：“去看宽银幕电影。
” 我迷恋上大字报阅读时已是一名初中学生。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进入了后期，沉闷窒息的社会替代了血腥武斗的社会。
虽然小镇的街道一成不变，可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
我们也从看“黑白电影”变成了看“宽银幕电影”。
对于我们这些街头孩子来说，“宽银幕电影”远远没有早期的“黑白电影”好看。
“文革”早期，我们小镇的街道喧嚣热闹，好比是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到了“文革”后期，街道安静沉寂，好比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电影。
我们从街头儿童变成了街头少年，我们的生活也从动作电影进入到了艺术电影。
艺术电影里长时间静止的画面和缓慢推进的长镜头，仿佛就是我们在“文革”后期的生活节奏。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磨损后泛白的黄球鞋，斜挎破旧的书包，沿着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无所事事地走来。
我就是在这个陈旧褪色的镜头里获得了阅读大字报的乐趣。
就像观赏艺术电影需要审美的耐心一样，“文革”后期的生活需要仔细品尝，才会发现某个平淡的事物后面，其实隐藏着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人们对大字报已经麻木不仁，尽管还有新的大字报不断贴到墙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驻足阅读。
这时的大字报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正在成为墙壁的内容。
人们习惯于视而不见地从它们身旁走过，我也是这视而不见的人群中的一员。
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张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然后继《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之后，我又一个阅读的新大陆被发现了。
我记得是一种拙笨的笔法，画了一张床，床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涂上了花花绿绿的颜色。
这幅奇特的漫画让我怦然心动，当时我见惯了宣传画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众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画面上的男女之间出现一张床，是我前所未见的。
这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现在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大字报上面，还有同样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义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读起了这张大字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大字报。
在密集出现的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似的革命语言之间，我读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讲述了我们小镇上一对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
虽然没有读到直接的性描写语句，可是性联想在我脑海里如同一叶方舟开始乘风破浪了。
这对偷情男女的真实姓名就书写在花花绿绿的漫画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梗概告诉几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听得眼睛发直。
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分头去打听这对偷情男女的住处和工作单位。
几天以后，我们成功地将人和姓名对号入座。
男的就住在我们小镇西边的一个小巷里，我们几个同学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多时，才见到他下班回家。
这个被人捉奸在床的男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家中。
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百货商店工作。
仍然是我们这几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