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3页
从未有过的声音。
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
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
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
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
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
“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
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
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
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
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于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
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
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
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
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
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
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 “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
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
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
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
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
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
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
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
“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
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
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
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
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于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
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
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
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
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
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
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 “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
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
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