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3页
感觉上就像是下楼取报纸一样，遥远的欧洲大陆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遥远的感觉，而且十多年来我养成了生活没有规律的习惯，欧洲与中国六个小时的时差对我没有作用，因为以前去欧洲都是直飞，也就没有什么旅途的疲惫。
这一次去美国就不一样了，我坐联航的班机，先到东京，再转机去旧金山，然后还要转机去华盛顿，整个旅途有二十多小时，这一次我深深地感到了疲惫，而且是疲惫不堪。
我在东京转机的时候，差一点误了飞机。
我心里只想着美国的时差，忘记了东京和北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当我找到登机口时，看到机票上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就在东京机场里闲逛起来，一个小时以后才慢慢地走回登机口，这时看到一位日本的美联航职员站在那里一遍遍叫着“圣弗朗西斯科”，我才想起来日本的时差，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
九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来到了旧金山，为了防止转机去华盛顿时再发生时差方面的错误，我在飞机上就调整到了美国时间。
当时我想起来很久以前读过王安忆的文章，她说从中国飞到美国，美国会倒贴给中国一个小时。
我在手表上让美国倒贴了，指针往回拨了一小时。
在旧金山经过了漫长的入境手续之后，又走了漫长的一段路程，顺利地找到了联航国内航班的登机口，我的经验是将登机牌握在手中，沿途见到一个联航的职员就向他们出示，他们就会给我明确的方向。
然后我坐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这时我感到疲惫了，当我看了一下机票上的时间后，一种痛苦在我心中升起，机票的时间显示我还要坐八个多小时的飞机，而且我的身旁还坐着一个美国大胖子，我三分之一的座位属于他了。
我心想这一次的旅途真他妈的要命；我心想这美国大得有些过分了，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还要八个多小时，再加一小时差不多是巴黎飞到北京了；我心想就是从哈尔滨飞到三亚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在飞机上焦躁不安，并且悲观难受，有时候还怒气冲冲。
四个多小时过去后，飞机驾驶员粗壮的英语通过广播一遍遍说出了华盛顿的地名，随后是空姐走过来要旅客摇起座椅靠背。
我万分惊喜，同时又疑虑重重，心想难道机票上的时间写错了？这时候飞机下降了，确实来到了华盛顿。
在去饭店的车里，我问了前来接我的朋友后，才知道华盛顿和旧金山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内陆就有四个时区。
第二天我们在华盛顿游玩，到国会山后，我说我要上一下厕所，结果我看到厕所墙上钟的时间和我的手表不一样，我吓了一跳，心想难道美国国会也有自己的时区？这一次是墙上的钟出了问题。
美国的时差让我成为了惊弓之鸟。
五天以后，我将十二张飞机票放进口袋，开始在美国国内的旅行。
此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问一下朋友：“有没有时差？”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耶路撒冷国际作家节的欢迎晚宴在MishkenotSha’ananim能够俯瞰旧城城垣的天台举行。
佩雷斯步履缓慢地走过来，与我们挨个握手。
这位中东地区的老牌政治家、以色列的前外长前总理现总统的手极其柔软，仿佛手里面没有骨头。
我曾经和几位西方政治家握过手，他们的手都是一样地柔软。
我没有和中国的政治家握过手，不由胡思乱想起来，觉得中国政治家的手可能充满了骨感，因为他们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佩雷斯离去后，作家节的欢迎仪式也就结束了。
我借助翻译和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保罗·奥斯特聊天，这两位都没有来过中国。
罗素·班克斯说，他有个计划，死之前必须要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来中国。
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来，保罗·奥斯特在一旁大笑地替他回答：“死去之前。
”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作家们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耶路撒冷旧城，排程上写着：“参加者请携带舒适的步行鞋和一顶帽子，请衣着端庄。
” 昨天国际作家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欧美的作家们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破坏中东和平。
今天中午聚餐时，作家节主席乌里·德罗米高兴地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激烈言辞，可是因为国际作家都在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媒体纷纷大篇幅地报道了今年的作家节，所以很多场次朗诵会的门票已被抢购一空。
下午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死海的路上，看到有供游客与其合影的骆驼，其中一头骆驼只喝可乐不喝水。
没有喝到可乐，这头骆驼就会拒绝游客骑到身上。
这是一头十分时尚的骆驼。
我和妻子躺在死海的水面纹丝不动，感觉身体像救生圈一样漂浮。
我使出各种招数，想让自己沉下去，结果都是失败。
我发现在死海里下沉如同登天一样困难。
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今天的安排是“参观边线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巡回展”。
这家博物馆位于别具一格的边境线上，一边是现代的西耶路撒冷，一边是旧城。
博物馆董事兼馆长RafiEtgar先生有些失望，仍然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详细解说。
一位埃及翻译家将一位以色列作家的书，从希伯来文翻译到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后遭受了很多恐吓，甚至被起诉到法庭上。
他偷偷来到作家节上，与那位以色列作家形影不离。
为了保护他，作家节主办方和以色列媒体只字不提他的名字。
他英雄般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然后小偷般地溜回埃及。
这位埃及翻译家和那位以色列作家都是年近六十了，两个人见到我就会热情地挥手。
我感到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耶路撒冷重逢，他们确实也是第一次见面。
中东地区的真正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可是这两个人的亲密无间让我感到，文学在中东地区已经抵达了和平。
这一次去美国就不一样了，我坐联航的班机，先到东京，再转机去旧金山，然后还要转机去华盛顿，整个旅途有二十多小时，这一次我深深地感到了疲惫，而且是疲惫不堪。
我在东京转机的时候，差一点误了飞机。
我心里只想着美国的时差，忘记了东京和北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当我找到登机口时，看到机票上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就在东京机场里闲逛起来，一个小时以后才慢慢地走回登机口，这时看到一位日本的美联航职员站在那里一遍遍叫着“圣弗朗西斯科”，我才想起来日本的时差，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
九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来到了旧金山，为了防止转机去华盛顿时再发生时差方面的错误，我在飞机上就调整到了美国时间。
当时我想起来很久以前读过王安忆的文章，她说从中国飞到美国，美国会倒贴给中国一个小时。
我在手表上让美国倒贴了，指针往回拨了一小时。
在旧金山经过了漫长的入境手续之后，又走了漫长的一段路程，顺利地找到了联航国内航班的登机口，我的经验是将登机牌握在手中，沿途见到一个联航的职员就向他们出示，他们就会给我明确的方向。
然后我坐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这时我感到疲惫了，当我看了一下机票上的时间后，一种痛苦在我心中升起，机票的时间显示我还要坐八个多小时的飞机，而且我的身旁还坐着一个美国大胖子，我三分之一的座位属于他了。
我心想这一次的旅途真他妈的要命；我心想这美国大得有些过分了，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还要八个多小时，再加一小时差不多是巴黎飞到北京了；我心想就是从哈尔滨飞到三亚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在飞机上焦躁不安，并且悲观难受，有时候还怒气冲冲。
四个多小时过去后，飞机驾驶员粗壮的英语通过广播一遍遍说出了华盛顿的地名，随后是空姐走过来要旅客摇起座椅靠背。
我万分惊喜，同时又疑虑重重，心想难道机票上的时间写错了？这时候飞机下降了，确实来到了华盛顿。
在去饭店的车里，我问了前来接我的朋友后，才知道华盛顿和旧金山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内陆就有四个时区。
第二天我们在华盛顿游玩，到国会山后，我说我要上一下厕所，结果我看到厕所墙上钟的时间和我的手表不一样，我吓了一跳，心想难道美国国会也有自己的时区？这一次是墙上的钟出了问题。
美国的时差让我成为了惊弓之鸟。
五天以后，我将十二张飞机票放进口袋，开始在美国国内的旅行。
此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问一下朋友：“有没有时差？”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耶路撒冷国际作家节的欢迎晚宴在MishkenotSha’ananim能够俯瞰旧城城垣的天台举行。
佩雷斯步履缓慢地走过来，与我们挨个握手。
这位中东地区的老牌政治家、以色列的前外长前总理现总统的手极其柔软，仿佛手里面没有骨头。
我曾经和几位西方政治家握过手，他们的手都是一样地柔软。
我没有和中国的政治家握过手，不由胡思乱想起来，觉得中国政治家的手可能充满了骨感，因为他们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佩雷斯离去后，作家节的欢迎仪式也就结束了。
我借助翻译和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保罗·奥斯特聊天，这两位都没有来过中国。
罗素·班克斯说，他有个计划，死之前必须要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来中国。
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来，保罗·奥斯特在一旁大笑地替他回答：“死去之前。
”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作家们在导游陪同下游览耶路撒冷旧城，排程上写着：“参加者请携带舒适的步行鞋和一顶帽子，请衣着端庄。
” 昨天国际作家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欧美的作家们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破坏中东和平。
今天中午聚餐时，作家节主席乌里·德罗米高兴地说，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激烈言辞，可是因为国际作家都在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媒体纷纷大篇幅地报道了今年的作家节，所以很多场次朗诵会的门票已被抢购一空。
下午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死海的路上，看到有供游客与其合影的骆驼，其中一头骆驼只喝可乐不喝水。
没有喝到可乐，这头骆驼就会拒绝游客骑到身上。
这是一头十分时尚的骆驼。
我和妻子躺在死海的水面纹丝不动，感觉身体像救生圈一样漂浮。
我使出各种招数，想让自己沉下去，结果都是失败。
我发现在死海里下沉如同登天一样困难。
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今天的安排是“参观边线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巡回展”。
这家博物馆位于别具一格的边境线上，一边是现代的西耶路撒冷，一边是旧城。
博物馆董事兼馆长RafiEtgar先生有些失望，仍然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详细解说。
一位埃及翻译家将一位以色列作家的书，从希伯来文翻译到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后遭受了很多恐吓，甚至被起诉到法庭上。
他偷偷来到作家节上，与那位以色列作家形影不离。
为了保护他，作家节主办方和以色列媒体只字不提他的名字。
他英雄般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然后小偷般地溜回埃及。
这位埃及翻译家和那位以色列作家都是年近六十了，两个人见到我就会热情地挥手。
我感到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耶路撒冷重逢，他们确实也是第一次见面。
中东地区的真正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可是这两个人的亲密无间让我感到，文学在中东地区已经抵达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