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从未见过巴金，其实我是有机会的，我只要对李小林说：我想见见巴金。
李小林肯定会带我去她家，可是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我每次去上海，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说。
后来巴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以后，我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这样的要求了。
李小林曾经说起过她父亲的一些事，比如最早让李小林阅读的外国文学是大仲马的作品，中国文学是《封神演义》。
李小林还说到她小时候学钢琴的事，她母亲逼她练习，她不愿意的时候就哭，这时候巴金就会默默地坐在女儿的身边。
阅读巴金的作品，尤其是《随想录》，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生活中温和的人。
今天晚上，巴金离开了我们。
我觉得在难受之后，还是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巴金该做的都做了，该留下的都留下了。
想想鲁迅吧，他没有写完自己人生的小说就走了；巴金是写完了自己人生的小说才走的，而且是修改定稿以后才走的。
我时常觉得《随想录》就是巴金对自己思想和生活最好的修改。
所以我要说： “巴金很好地走了。
”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 关键词：日常生活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
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这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
这样的举动不仅包含了奥林匹克，也包含了当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因为鸟巢和水立方已经是今天中国的象征。
同时，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举动也勾起了我遥远的隐私。
“文革”时期我正值少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小镇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影，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和最为冲动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过于奢侈，我只能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布景前拍下一张照片，仿佛我真的到过天安门广场了，遗憾的是照片上的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只有独自一人的我，这是在布景前照相的唯一瑕疵。
当今天很多中国人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时，我与一些同龄的朋友们说起自己这张旧照，才知道他们也都有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布景前的照片。
我们感慨不已，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〇〇九年四月九日 荒诞是什么 我写下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下了不荒诞的小说。
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
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比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作品，他们的荒诞十分抽象，这和当时的西方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有关，他们的荒诞是贵族式的思考，是饱暖思荒诞。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
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
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
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
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
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
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
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译者修安琪向我讲述了现在巴西的种种现实。
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如果天黑后，她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遇到抢劫。
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
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上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交钱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他的脑门了，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
李小林肯定会带我去她家，可是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我每次去上海，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说。
后来巴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以后，我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这样的要求了。
李小林曾经说起过她父亲的一些事，比如最早让李小林阅读的外国文学是大仲马的作品，中国文学是《封神演义》。
李小林还说到她小时候学钢琴的事，她母亲逼她练习，她不愿意的时候就哭，这时候巴金就会默默地坐在女儿的身边。
阅读巴金的作品，尤其是《随想录》，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生活中温和的人。
今天晚上，巴金离开了我们。
我觉得在难受之后，还是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巴金该做的都做了，该留下的都留下了。
想想鲁迅吧，他没有写完自己人生的小说就走了；巴金是写完了自己人生的小说才走的，而且是修改定稿以后才走的。
我时常觉得《随想录》就是巴金对自己思想和生活最好的修改。
所以我要说： “巴金很好地走了。
”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 关键词：日常生活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
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这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
这样的举动不仅包含了奥林匹克，也包含了当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因为鸟巢和水立方已经是今天中国的象征。
同时，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举动也勾起了我遥远的隐私。
“文革”时期我正值少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小镇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影，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和最为冲动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过于奢侈，我只能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布景前拍下一张照片，仿佛我真的到过天安门广场了，遗憾的是照片上的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只有独自一人的我，这是在布景前照相的唯一瑕疵。
当今天很多中国人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时，我与一些同龄的朋友们说起自己这张旧照，才知道他们也都有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布景前的照片。
我们感慨不已，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〇〇九年四月九日 荒诞是什么 我写下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下了不荒诞的小说。
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
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比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作品，他们的荒诞十分抽象，这和当时的西方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有关，他们的荒诞是贵族式的思考，是饱暖思荒诞。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
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
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
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
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
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
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
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译者修安琪向我讲述了现在巴西的种种现实。
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如果天黑后，她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遇到抢劫。
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
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上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交钱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他的脑门了，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